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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与相权相爱相杀两千年朱元璋一己之力改写历史可惜事与愿违

发布日期:2022-06-23 06:34   来源:未知   阅读:

  在先秦以前,君臣共同治理国家,君权十分有限。西周末年共和行政,人臣摄代其君,国人并没有表示出天崩地坼的忧虑之情。无君而不乱,是当时相权重而君权轻的结果。只要官僚系统运转正常,即使没有权力中心,国事也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夏代,有很多贤君名相的追忆。相传尧舜禹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挑选合适而能干的辅政大臣。尧为了考察舜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贤德,费尽周折,舜则经过努力,通过层层考验由平民成为尧晚期的权力中枢,最后成为圣王。禹也经历了类似的经过,由辅政大臣成为圣王。

  吕思勉先生指出三代“古人居丧,一切不事事,古嗣君亦然也。君而可以三年不事事,可见是时君位所系,未若后世之重。君位而可以他人摄代三年,可见是时君臣相去之不甚远矣。”商代的开国宰相伊尹,就因为商朝的第二代国君行事不端而将其放逐在外三年,待其改错以后才把他接回来让其重新复位。西周的开国功臣——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武王死后代成王摄政,所行使的也不过是丞相的权力。虽然成王接位后对其有所猜忌,但因为周公的行事恭谨与成王的明于事理,最终没有演成什么悲剧。

  春秋战国君相之间仍能相互制衡,大部分君王能够划定自己与臣下的工作范围和权力界限。上古贤君名相合作的前提是君主能够在自己与臣下之间寻找平衡,包括事务的平衡和心理的平衡;宰相方面,则要求既能保持适当的独立,又不威胁君主的地位与尊严。战国晚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趋势日见明显,法家君主专制帝王术为君权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秦始皇一见韩非的书,马上喜欢得不得了。为了保住饭碗,李斯利用自己的权力害死昔日同窗韩非。可叹韩非对人性、权术的分析理性得近似冷酷,而他自己却不明不白的死在秦国的监狱。韩非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秦灭六国,同时确立了皇权至上的大一统格局,以丞相为首的所有官吏全都成为皇帝的“职业经理人”——看你顺眼就让你接着干,看你不顺眼就卷铺盖走人。到西汉立国,虽有刘邦这样的“流氓皇帝”时刻惦记着如何侮辱丞相,但从历史上看,那时的丞相地位还是相当高的。汉朝的丞相地位发生突变是在武帝一朝完成的。极端地蔑视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考虑问题和处理事情的出发点。大文豪司马迁即在他的手里遭受奇耻大辱的残酷宫刑,其他如设立腹诽罪以打击思想犯罪、晚年又借治蛊打击异己。汉武帝用人的另一大“发明”就是从庶民中提拔官吏,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但其另一面又透露出他的冷酷用心,就是当不需要这些人时,杀起来也方便一些。汉武帝对于他使用过的人一旦不再需要,杀起来是绝不念什么旧情的,在他手下任丞相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以至于最后所有官吏都视丞相职位为畏途,也有哭着请求武帝不上任的。

  创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虽然表面上没有其远祖那么凶狠,但在削弱相权的道路上也做了不少“实事”:设立尚书台班子,重用自己的私人秘书;在正式的宰相班子以外又设立一个私人班子,就是这位汉家中兴之主的发明。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起的坏作用比汉武帝还要大,因为他是从制度上为后世开坏头。东汉一朝,忽而尚书、忽而外戚、忽而宦官,都可以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唯独宰相没有权力(曹操除外)。究其原因,这位开国的刘秀实为“始作俑者”。

  三国是个人才辈出、群星闪耀的另类时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名义上是丞相,行使的却是君权:汉天子不过是他手中的傀儡,连自己的老婆也无法保全的可怜角色。曹操借用汉家名号,原因在于汉天子仍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能够借以笼络士人。他手下第一谋臣相当于曹操的智囊荀彧投奔曹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曹操能够“复兴汉室”。荀彧后来越来越郁闷,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曹氏是汉室最大的敌人。东吴孙权用人也很有一套。他明白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是什么,也深知君主的职责就是在适当的位置安排适当的人选。

  孙权是三国时代惟一享高寿的君王,他的名言是“内室不绝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郎”。两晋到南北朝是绝望与动乱的时代,北方被胡马践踏,南方不停上演军人篡权的野蛮戏码。古训及社会习俗而外,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制约君权的因素。而窥伺君权者,以魏晋南北朝为最。曹魏代汉、司马氏代曹、南北朝期间权奸、宵小、女祸、宦寺轮番上演政治闹剧。你方唱罢我登场,握有军权的宰相们代行皇权。此时的宰相与先秦及汉代的宰相不同,名分上是宰相,行使的却是皇帝的权力。东晋惟一值得称道的宰相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谢安,谢安淝水一战建功,前秦苻坚因此役一蹶不振,如果苻坚的宰相王猛还活着,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或许不会发生。

  唐朝初建时,尚有南北朝世家大族遗风影响,裙带亲信当国,政事堂制度则是为了避免出现危及皇权的权相。仕途坎坷,宦海险恶,唐朝宰相结局大多很惨。唐代的宰相自主意识很强,常常能以天下为己任,而皇帝常常会迁就那些能干的宰相。贞观初年,太宗和他的宰相集团共同缔造了贞观年间的清明政治和社会繁荣。权力,尤其是不受节制的权力对人的腐蚀是潜移默化的,任太宗多么聪明练达,终究没有逃过专制集权所导致的君主对宰相的猜忌和隔膜,贞观初年互信互敬的君臣融洽场景在太宗晚年很难见到。那位以敢于直言逆龙鳞的魏征,生前崇遇甚隆,死后,李世民就怀疑这位“老实人”有因私营党的嫌疑。后来,太宗又知晓魏征曾把自己的谏诤言辞书稿给史官褚遂良观看,有博名之嫌,更加不悦,竟然当面悔婚,罢掉先前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怒极时还“亲仆其碑”,一段君臣佳话,竟以此为终。武则天为扫除政敌,提拔底层知识分子打压旧贵族,鼓励告密、重用酷吏,在女皇手下做宰相,如同高空走钢丝一样,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娄师德、狄仁杰以宰相之位的善终,其心胸和城府非一般常人所能及。

  宋代士人虽然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调,在君相关系上却以宰相曲意逢迎为特点。宋代只有和皇帝同唱一首歌,宰相才能在中枢机构站稳脚跟,此时的权相,不过是皇帝的代言人罢了。南宋初年,宋高宗不停地换宰相,直至最善于体贴圣意的秦桧上台。权相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宋代相权高涨,恰恰相反,这是君权压倒相权的结果,在宋高宗以后出现的权相,无不代表皇帝的意志,而宰相不再是制衡皇权的另外一种声音和现实存在的权力实体。

  丞相一职在中央政权里的彻底废除,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罢丞相之职,建议权归六部,决定权归皇帝。而最后的三位丞相是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为丞相这一制度殉葬的是这最后的三位丞相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几万人,同时还废除中书省,大权均集中于皇帝,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以皇权胜利而告终。

  朱元璋出生于赤贫的农家,因此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是唯一的具有这种背景的一代皇朝的开国之君。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出身和经历使他在诸多重大决策上屡有惊人之举。比如他对贪污腐败的极端仇恨、比如他对孟子思想的深恶痛绝、比如他的勤政。

  朱元璋是一个少有的勤政皇帝,他体力充沛,精力过人,事必亲躬,无遗巨细,几乎从不知道休息。早年艰难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不畏繁剧,而支持他的,还有他自己认定的身为人君的责任。朱元璋打江山,戎马倥偬;明朝建国,百废待兴。天下庶务,总于一人,非有过人精力,无法承担。有人统计,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从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之中,天下各衙门所上奏章达一千一百六十件,所言之事有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计,也要有一百一十六万字,这样算下来,他平均每天要批阅二十余万字,处理四百二十三件事。此外,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面奏,接见各地来京上告的耆民,处理百姓击登闻鼓直接告状的事,定期接见朝觐的官员,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

  朱元璋为什么要如此不知疲倦地工作呢?因为他认为身为“人君”,有一种责任——他说:“人君日理万机,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民无所赖,贻患不可胜言。”最重要的是“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此,甚可畏也。安敢安逸!”

  我们从这番话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追求与志向,那就是以救民自任,以圣人自期:“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滞。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他认为,常人与圣人的区别在于勤奋和思虑,他想要做大禹、周文王那样的圣人,而以元朝末年皇帝的骄奢淫逸为戒。但还有一个他说不出的原因就是朱元璋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对功臣的杀戮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徐达、李善长、刘基、胡惟庸、蓝玉、叶升、冯胜、宋濂、傅友德……可以说他在为子孙后代做准备,他不允许栉风沐雨打下的天下被别人大权独揽,只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生在深宫锦衣玉食的儿孙们怎么可能像他一样变尝人间冷暖感知成功的不易,怎么可能像他一样每天批阅奏章二十万字来控制这个庞大的国家。

  历史用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嘲笑了朱元璋,他亲手结束了丞相制度,知识分子们依然通过另一个头衔主宰着这个国家——首辅。历史大戏《万历首辅张居正》讲述的就是明朝历史上最牛的一位首辅的所作所为:在世时权势熏天,甚至可以用教育皇帝。其实明朝还有多位首辅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永乐大典》的总编修、号称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缙,有“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有在科举中连中三元的商辂、风华绝代历经四朝的杨廷和、扳倒第一奸臣严嵩的徐阶……如果朱元璋地下有知看到这些强臣压主不知作何感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